2009年，陈静静怀揣着美好的教育愿景，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毕业，进入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工作，随即遭遇了“现实震撼”——虽然学校硬件更好了，教学器材更多了，教师学历也更高了，但课堂并没有太大变化，还和十几年前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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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至今，陈静静称自己的最大收获是真正看清楚了中国教育的现实。她努力从“粉饰的太平”中摸准教育的痛点，尝试推动课堂变革和教育转型。观察课堂中的学生学习历程，解决课堂上真实而具体的问题，陈静静认定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现场。如今，陈静静推动的学习共同体本土化实践在教师群体中有了为数众多的拥趸，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也将学习共同体列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她和一线教师们探索出的教育变革，正在中国教育的大地扎下根来。
陈静静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东京大学访问学者，学习共同体研究院院长，专注于学习共同体本土化实践，主张教育转型应始于解决课堂中的真实问题。
为什么学习如此痛苦
读小学时，陈静静的成绩册上常常是“优秀”，班主任给她的评语是“将来一定成为大学生”，后来她果然顺利读了大学，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多次出国访学，可谓“走上了人生巅峰”，但她内心却感到失落和苦涩。
在忙着冲刺一次次考试的时候，那些童年的伙伴一个个辍学了，从生活中消失。他们觉得读书太压抑、考大学太难、自己不是那块料、不必浪费时间……而在大学，那些曾在中小学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等生”却没有专心于学业，而是把大把时光荒废在无休止的娱乐上。陈静静看到了“两种看似不同却又如此相通的人生”，“困难生”和“优秀生”都把学习看作痛苦的过程。
为什么学习如此痛苦？为什么分数要带着血泪？“随着不断进入课堂对学生的学习进行长期的观察和研究，我逐渐意识到，原来这不是小伙伴们的‘命’，而是他们经历的教育出了问题。”
陈静静读博士期间，导师钟启泉推荐她赴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研究室访学，跟随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深入当地中小学进行现场研究。佐藤学是美国学者杜威的“追随者”，他倡导“学习共同体”变革，追求平等民主的课堂，追求让每个学生的学习权得到保障。陈静静觉得自己找到了过往诸多困惑的答案。
佐藤学经常带着研究生早早起床，背着摄像机、三脚架，去很远的学校听课、录制课例、与教师交流，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精神也对陈静静影响颇深。钟启泉曾说，一经深入接触后，她便“对‘学习共同体’的改革实践如醉如痴”了。
工作初期，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规定每个新入职的研究人员都要到中小学见习三年。三年中，陈静静到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张江实验中学、建平中学、福山外国语小学等学校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没有具体的研究任务，也没有出科研成果的要求，她一头扎进了课堂里。
打开学生学习的“黑匣子”
陈静静一心想帮助教师。教师们说，最大的问题就是班里的学困生越来越多。“每个人跟我交流时都是一肚子苦水——学困生怎么这么多，上课不听讲，趴桌上头也不抬，有时还跟老师对着干。”尽管此前师从顶尖教育学家，但是陈静静无奈地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给教师们一个答案。她想起了跟随佐藤学深入课堂的经历，“既然如此，那我就去观察和研究这些学困生吧”。
陈静静全情投入地去观察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和心灵去观察和体会”，“把自己的呼吸调整到和这位学生同一频率，然后用心去体会和感知这位学生的所思所想、困惑迷茫，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对他的未来充满期待”。10年间，陈静静观摩了3000多节课，观察了5000多名学生的完整学习过程，并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的学习方式进行分析，与教师们共同尝试教学改进的办法。在大量的观察中，学习的“黑匣子”被一点一点打开。
一节初中语文课上，一个女孩子突然被点名回答问题，脱口而出了一个出人意料但很“可爱”的答案，在场的教师和学生都忍不住笑了。可是，这个女孩子表情变得非常尴尬，此后一直用橡皮擦自己面前的本子，一节课都很难从这种情绪中走出来，受这位女生情绪低落的影响，这个小组较少主动讨论。课后，任课教师也反映这个小组的学习进程是最慢的。陈静静感慨道“：一次无心的笑让这位女同学和她的伙伴在上课的准备阶段就陷入了心理困境，而且整节课都没走出来。这让我对学生的心理安全更加关注。”
另一节小学语文课堂上，一个小男孩主动申请要求吟诵《登鹳雀楼》，并对平仄音把握得很准确，可在理解诗句含义时遇到了麻烦。小男孩表示“欲穷”的“穷”可能是没钱的意思。然而在后续的课堂中，教师没有讲解“欲穷”的含义，也没有对诗的深意进行挖掘，没等到答案的小男孩学习热情开始衰退，两次打哈欠、抹眼泪，快下课时眼睛已经红了。“当我们一直在重复学生已经懂的内容的时候，学生是多么无趣；而当学生不懂的内容我们一直没有点拨、提及的时候，学生又是多么无奈。”
陈静静从诸多案例中总结了我国当前课堂的最大困境：“中小学课堂上虚假学习、浅表学习的学生大量存在，主要表现为学习困难的学生不断增加，厌学学生的比例不断攀升。”
陈静静发现，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上，教师很难发现学生发出的“求救信号”，学生的学习状态如何，教师往往未能及时察觉，因此没有办法回应学生的“求救”，学生和学生之间也不允许随意交流，所以，学生一直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
保障每一个学生的高品质学习权
一节英语公开课获得了在场听课人员的好评，陈静静把录像重新放给教师看，让她仔细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这位教师经验丰富，对英语教学如数家珍。她仔细地看着录像，脸上的神情凝重起来，感慨道：“看来还有20%的孩子没有真正在学习，我应该再好好反思一下。”陈静静与她一起，斟酌每一个细节，重新设计教学内容和过程，双方都有收获。“如果教师不了解学生的学习历程，那么我们的教学就难以产生应有的效果。”
陈静静总结了课堂教学改进的路径：课堂观察—课后反思—改进教学设计。经常观察学生，教师自然会形成学生角度、学生立场，以学生为中心就不再是一句口号。不再评价任课教师，而是自我反思，教师之间自然会流淌和谐共进的乐章，课例研究就能聚焦真实问题。依据对真实问题的切实反思，改进教学设计也就有迹可循，从而逐渐构建高品质课堂。
“课堂中的精彩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深刻，一个雨滴所折射的是太阳耀眼的光辉。”陈静静对教师们打包票：“如果你坚持观察那些学困生，只要观察2~3节课，我保管你再次进行教学设计时会有新的思路。”每一节课上，学生的困难都是非常具体的，他为什么不能理解、到底卡在哪里、如何进行教学设计帮他实现思维跨越，教师在观察和研究中一边改进课堂，一边实现专业成长。
曾有校长表示：“陈老师，你这方法太慢了，一个学生一个学生地观察，老师得研究到什么时候？”陈静静解释道，如此成长虽慢，但每一步都是扎扎实实的。而且这样的方法，普通教师都能运用，一个人虽慢，千百个教师都在研究，教育变革的步伐就算不得慢。
最初，数十位教师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研究。2016年开始，陈静静的团队每年面向全国举办暑期工作坊，不收取任何费用，各地数百名教师聚在上海，共同观察课堂、讨论交流。2017年，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发起资助，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并成立学习共同体研究院。近年来，陈静静和她的伙伴们，持续培养各地领航教师，支持几百所学校进行教育变革。学习共同体倡导的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一线教师的认同。
真正了解学生的已知和未知，营造学生可以安全地说出“我不懂”的课堂环境，营造温暖、润泽的倾听关系，创设公平共赢的学习机会，给予学困生若无其事的优先权并同样赋予高期待……在陈静静眼中，这就是学习共同体，它的核心愿景是保障每一个学生高品质的学习权。
教师不是执行者，是研究者
这些年来推动学习共同体，陈静静表示，自己和教师们也是一个学习共同体。她把姿态放得很低，是几位语文教师未出师的弟子，和教师交流也总是温言暖语。她认为，教师不应该是政策的执行者，而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是实践性知识的创造者。“这些年我们做的，都是把老师培养成真正有研究能力的人，然后让他们去带领改革。”
曾经，陈静静向许多有经验的学者请教，教育改革在实践中推进有什么困难。得到的回答是，一旦深入具体学科教学领域后，教育学者就无力继续指导了，所以一些轰轰烈烈的改革过了三五年就沉寂了。这一问题如何破解？陈静静思考良多：“我们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谁能及？一定是和学生们朝夕相处的教师们，是和教师们共事的校长们。”因此，陈静静选择的路径，就是把教师们变成研究者和改革的实践家，让他们引领一线的改革，自己则做好助力的工作。
最难的是思想的改变。教师们一开始都不相信陈静静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专家，我们成天就是‘搬砖’的。”陈静静把课堂观察的数据、照片、录像拿给教师们看，让教师看到他们行动的每一步，看到所作的每一点改进带来的效果，慢慢走上研究型教师的发展之路。
“一旦教师走上了正确的路，当他在课堂里体会到了跟学生一起探讨问题是多么愉快，明白这对于学生的成长是多么重要，他自然不愿意回到老路。”陈静静表示，教师们之所以愿意持续不断地进行变革，正是因为学习共同体真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状态。
拥有“蚂蚁之眼”，亲近教育田野
在写博士毕业论文时，陈静静最初想写“教师对教育政策的执行类型”。在理想主义者的构想中，国家政策已然明确，教师肯定会执行，只不过具体的实施路径会有所不同。但真正看到教师们的世界和生活之后，陈静静对他们产生共鸣，越来越能够理解教师——为什么教师的实践逻辑和改革方向很难做到一致。
陈静静如此感慨：“作为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我常常在思考：理论研究究竟能给一线的教师们带来什么？当我们沉浸在理论的构建中时，教育实践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教育理论是高瞻远瞩还是一厢情愿？是对实践的指导，还是与实践两张皮？一系列的问题不断地在头脑中盘旋，却一直找不到答案。后来我终于明白，这并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逻辑思辨问题，任何学术的假设和推理都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走向真正的教育现场去一探究竟。”
佐藤学认为，教育研究存在三种视角。“飞鸟之眼”，研究者高高在上，构建“高屋建瓴”的理论；“蜻蜓之眼”，研究者对实践的关注是“蜻蜓点水”；“蚂蚁之眼”，研究者尽可能地参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生活，对教育现场进行深入考察，他们所做的不是所谓“科学”“客观”的大型研究，而是对参与教学的一小部分人或事务进行深刻剖析，以求“小中见大”。
拥有“蚂蚁之眼”，亲近教育的田野，陈静静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我将根系深深地扎进土壤，在学校的沃土中吸收营养，同时也为这片土地贡献着绿荫”。她也明白，既要兼顾学术工作，还要沉到一线，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是，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不算什么”。陈静静在一线教师和孩子们身上获得勇气和力量，她觉得，即便这一节课学生表现很糟糕，但是能知道他们为什么学不好，也是重大发现，这是书斋之中永远无法触摸的宝藏。
“少有人走的路往往通向成功。”这些年，每每看到在教育现实中苦苦求索的教师，看到为教育理想投身公益的年轻人，陈静静总是忍不住想跟他们多聊一聊，“就是想要告诉他们坚持理想、怀揣梦想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现实中的任何不如意，都会因为理想火把的熊熊燃烧而让人视而不见”。
来源|本文原刊于《教育家》4月刊第2期《陈静静：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在教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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